文艺批评 | 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下）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 自由微信

文艺批评 | 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下）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吴俊文艺批评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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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吴俊教授在《小说评论》“吴俊专栏·话说新世纪文学”栏目开设的专栏文章，该文分为上下篇，发于2019年第2、3期（文艺批评 | 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上））。本文下篇将“80后”放置于文学领域内部进行分析，指出“80后”不仅体现在代际作家的数量及文学生产力的巨大体量，更深刻的是其性质或内涵。这一代作家在文学史上所预示的价值观取向有重要变化，文学价值流向的变迁不仅造成经典文学传统的式微，也同时意味着原有的文学秩序、权威、权力、利益开始受到挑战和争夺。新的代际政治-权利的博弈格局的出现直接形成了文学生态内部的不同场域和权利群体的互动与整合。另外，从广义的文化视野看，“80后”现象也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时尚流向的主导性力量。同时，“80后”的文学现实造成或彰显了批评与创作的脱节，洞穿了批评的孱弱、保守和不合时宜。“80后”文学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区别性特点，但“80后”文学仍在演变中，目前无法进行全面评价。对眼下的文学专业研究来说，有关作家作品和现象的案例、包括“80后”文学批评，有关“80后”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新生态的生成及流变、包括文化生产研究等，都是亟需着手非常值得期待诞生实际研究成果的。年龄代际的视野对于某些政治、社会、文化分类的作家身份或群体的研究，或也是一种可能的启发。

本文原载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二、三期连载，感谢作者吴俊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下）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三

“80后”的挑战及其文学史独特性

从上述现象上我们已经能看出“80后”在文学史上有了不可比拟的独特地位，那么，除了特定代际意义上的一代作家的诞生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学生产机制作用、宏观上的文学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外，“80后”在文学内部的重要性、特殊性还有什么体现呢？

深入文学领域内部的分析，就会知道，“80后”意味的不仅是这个代际作家的数量及文学生产力的巨大体量，更深刻的是其性质或内涵。这分三个层面来说。一是这一代作家在文学史上预示的价值观取向有重要变化了，文学价值流向的一种重要变迁已经发生。此前的各代作家在代际区别上可以说不具有文学史、文学价值观的观念断裂性，而“80后”的出现则具有鲜明的历史断裂性。或者也可以从积极面来说，“80后”是以断裂的方式跨越历史断裂的一代作家。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从一般文学经验上就能明白了。试问鲁迅，你心目中哪些是伟大的作家作品？他会告诉你，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托斯托耶夫斯基等一连串经典文学的名字；中国的会有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杜甫、李白、曹雪芹之类。不太会有意外吧。再问近百年后的王安忆、余华等，谁是伟大的作家？我想她\他会把鲁迅说的经典家族谱系再说一遍，再加上川端康成、马尔克斯之流吧，当然，最后还得加上一个鲁迅。这意味着此前的所有代际作家都是以传统的经典作家作品为核心价值观，以传统的经典作品为核心建立了文学史的谱系，所以在文学史的价值观传统延续意义上，他们（各代作家）其实是同代作家——他们是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作家。文学史呈现出完全自洽的发展动力和形态，至少能很好地缝合自身历史上所可能产生的裂隙，不至伤害到自身的完整性、圆满性。到了“80后”横空出世就不一样了，“80后”是越出了这个经典文学传统的一代作家，尤其是在“80后”诞生之初，是山崩石裂冲天而起的孙猴子，越轨了一切的天条和规矩，唯我独尊。而且要注意，“80后”诞生于世纪之交，这个节点暗合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文化转换时刻，自然的时间交替隐含了文学的世纪之交——很快就进入了互联网新文明时代，首当其冲的“80后”最先受到了网络的重塑。经典文学传统为什么会渐趋衰微？原因或很简单，它不能通过互联网平台支持来进行传播和再生产；作为传统资源的经典文学在互联网时代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异己性”技术瓶颈限制。我们的日常阅读时间已经主要消耗在电子媒体的阅读上。纸媒阅读并没有消失，但有多少时间读纸媒？只是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能够从手机上电脑上阅读吗？互联网新媒体阅读有身体上的物理限制，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忘记人身是一个肉体，当我们的文化传播、文化生活出现一个严重挑战身体物理条件的情况时，必须考虑这个物理条件限制了什么。如果只能、必须通过纸媒阅读传统经典作品，也就是承认了互联网剥夺了大部分或主要的经典文学传播的途径及时间，这就是传统文学史的延续所遭遇到的身体（物理）限制、技术困难和现实障碍。稍后还将谈到，纸媒阅读和互联网阅读的区别，会严重影响到文学价值观的构建。

王安忆

余华

不仅如此，在“80后”崛起的时刻，上述经典文学承传的困境还受到更广义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作为“80后”崛起的对立面无疑就是既定的制度规范和价值秩序。在“80后”浮现之前并不很久，有过号称“断裂”调查的文学事件[17]，虽然无果而终，但对既定权威的普遍性厌倦、攻击的倾向则十分明显。世纪之交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的需求和态势，使得经典文学价值观遭到冷遇也并不意外，何况在人的心性成长中，青春期正是反叛权威、“打死父亲”的年龄。

因历史“断裂”而自然形成了价值观的不同，必然代表了原有的文学秩序、权威、权力、利益开始受到崛起的新生力量的挑战和争夺。随着“80后”的强势崛起，文学代际间的权利斗争出现了不同以往的面貌和性质的白热化局面。有个著名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含义，就是韩白之争——发生在2006年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首届一等奖获奖者、也是最具标志性的“80后”作家韩寒与“50后”著名批评家白烨之间在网络平台发生的一场公开争论。说起来白烨是文学界里差不多最早关注和评价“80后”的前代批评家，当然褒贬意见都应属完全正常。但不幸的是因此遭到了“80后”韩寒的“宣战”，白烨的批评文章刚好成为攻击的对象。结果可想而知[18]。韩白之争是个象征，意味着新的代际势力兴起后需要抢夺现实权利的冲动和必须。形势比人强，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正在发生，时代发展的趋向已经站在了年轻人一边，单从技术手段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学的力量在网络时代根本不是年轻人的对手。韩白之争的大势实在不是意外。我们必须想明白的是，文学权利的代际间争夺就此成为现实。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也不可想象，现在则因为技术和市场的支持，“80后”甫入文学场域，就不惮于和原来的文学权力阶层发生冲突了。对此，理性的评价就是力量的博弈，需要通过博弈达成新的平衡。

韩白之争

如上所说，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内曾经有过一次发生在90年代的“造反夺权”运动，就是前面提到的“断裂”问卷调查[19]，结果是无疾而终。这样一批当时还不算是“主流”的作家，或者说他们还没有获得符合心理期待的权利、荣誉或地位，其实也是一批很出色的年轻作家——基本是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就对既定文学秩序发起攻击。他们要跟谁断裂？似乎是跟现行的文学体制断裂。一切体制的标志物、象征物都成为断裂的对象。比如，如何看待中外文学、思想的权威？如何评价中国作家协会及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之类？如何看待当时最有名的刊物如《读书》、《收获》？多数回答：它们是文学权利腐朽腐败的代表。诸如此类的回答，凡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权力的符号，在断裂问卷调查里多被骂得一塌糊涂，或贬若无足轻重。但它为何无疾而终了呢？原因很简单，并没有新的社会力量、生产机制、市场机制足以支持新生文学力量的崛起，特别是这种新生文学力量并不代表一个时代新质文学的诞生，在文学代际、文学观念、文学史上，断裂者们其实还是对立面的同类和同道中人，还是（倚赖）现行文学生产体制的传统纸媒文学者。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是历史上农民、平民的草根、底层造反，千篇一律成王败寇。造反成功了就是朱元璋，差一点是洪秀全，否则大不过李自成。历史照样延续，没啥改变。“断裂者们”当然没搞成，但“80后”不一样了，后者借助的是新媒体。“80后”不需要宣言造反，新媒体本身就把纸媒的整个世界都掀翻掉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造反，并不是“80后”起来掀桌子的。严格地说，这场变革不需要“80后”文学来引导，“80后”只不过借助于这个时势，顺势而为成就了一个新的权利拥有者。这就是新的代际政治势力、代际权利群体的出现，而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中没有这种变局现象。

由此再深入一步，随着新的代际政治-权利的博弈格局的出现，又直接形成了文学生态内部的不同场域和权利群体的互动与整合。仅从“80后”崛起、代际权利争夺来看，看到的“80后”或许更像是一个入侵者。事实上中国文学不能长久地拒绝“80后”，即便只是从年龄上看，它也已经是活生生的一种自然力量了。迟早必须得认可他。一旦认可，则意味着不同代际、不同观念、不同话语权的多元文学力量，在文学的广义场域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格局——“80后”获得主流权利认可的“合法化”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场域当然发生了变化。有两个例子最具象征性和说明性，其一是《人民文学》总第600期虽然没有明目标举“80后”实际却是“80后”文学的专期[20]。当期所有作者中，只有个别作家是出生于70年代末期，其他都是“80后”。这就是一种权利操作策略，或者说一种姿态，当然也是一种时势的呈现。文学国刊《人民文学》代表着传统的、正统的、主流的文学权利，按我的观点就是“国家文学”[21]的地位及象征，可以说是《人民文学》代表国家权力的地位赋予了“80后”的合法性，“80后”不应该是中国文学的异见甚或异己的力量，而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内部的有机组成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体现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气度。另一例是郭敬明等首批“80后”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2]。郭敬明的入会介绍人是王蒙和陈晓明。王蒙担任过文化部部长，是中国作家里担任过最高级别政府官职的作家；陈晓明原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最著名的学院批评家，拥有标志性的专业权威地位。也就是说两个最具有文学权力象征的人物，成了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80后”华丽变身与现行体制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显示无遗。这也说明了“80后”作家成势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内部场域发生了变化，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和观念终于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当代中国文学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存在作用、现实影响力及其整合性效力，不仅非常显著而且还具有决定性。技术、媒体、资本、市场利益的联手驱动，汇同了传统权利的组织概念，90年代中国文学迈入了新世纪的新媒体时代。今天对此的回顾探讨，发现一切都可追溯到90年代《萌芽》杂志的一场写作赛事策划。

《人民文学》总第600期新锐作家专号

四

“80后”文学的观察启示，

或文学批评的反思视野

从广义的文化视野看，“80后”现象也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达。互联网时代所激发而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最突出的或许就是青年亚文化的勃兴[23]。这与互联网的主要使用人群和人口有关。后来流行的所有新媒体支持的新的文学、文化形态，其实都与青年亚文化相关，包括青春文学写作、类型小说什么的，还有粉丝文化现象等，“80后”开启的是青年亚文化兴盛的阀门，一旦驱动以后，在可预见的将来，青年亚文化都会是社会潮流、时尚流向的一种主导性力量，其影响力已经无法准确预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潮流性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以前是很少有的；或者，青年亚文化需要由社会主流文化进行必要的整合才能获得合法性。但从“80后”出现后，青年亚文化现象明显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常态了。对于“90后”、“00后”的时尚来说，“80后”文学的引领作用十分显著。

在文学写作层面上，经典文学传统的衰微、包括新时期以来宏大文学叙事及相应的写作模式，已经被“80后”及以后的年轻人所抛弃，新兴的倾向是面向现实和当下或天马行空式的写作，也可能这就被理解为是一种体现个人自我的写作文化。文学的这种面向在当今已经成为新媒体写作的大势了。其中的面向现实，不再能理解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了[24]，它面向的是基本的日常的世俗生活。包括新的类型化写作、类型文学，现今也是网络文学（阅读）的主流。这是最有吸引力和繁荣的文学市场。今后的文学趣味和标准，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这样一个文学市场来定位，它会逼迫你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从纸媒到网络，新媒体已经在重塑我们的文学新时代，文学发展的变化趋势将由网络来引领——网络时代谈文学的引领作用，不能离开传播的支持，或者说，只有网络形式及所支持的内容才会是引领者，以致不必再谈纸媒了。我甚至要说，网络文学与纸媒文学不是同一种文学。

网络文学

再次，“80后”出来以后，还改变了文学领域内批评与创作的一般关系。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上，文学批评与创作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甚至是同步的关系，在1980年代，批评理论往往还是引领创作的，批评走在前面，引出或助成文学潮流。但是“80后”出现以后，突然发现既有的批评已经不能应对“80后”发言了——“80后”与既有的文学批评彷佛毫无关系，好比现在我们的学院批评能应对网络文学吗？显然不能。这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是我们看不起它，二是我们看不懂它。而且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懂。于是，理论的滞后、空转、不及物等对于批评的批评，就从新世纪初开始尖锐地出现了[25]。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80后”的文学现实造成或彰显了批评与创作的脱节，至少也是强化了这样一种脱节事实的严重程度。准确地说是“80后”文学洞穿了批评的孱弱、保守和不合时宜。当时的文学批评还在原定的思维模式或惯性中思考自身面临的尴尬问题和困境。

最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从“80后”现象上能看到、悟到的最重要的变化或启示是什么呢？回到宏观层面看，我说是千年之变中的中国文学世纪之变[26]。从我前文对于改革开放历史意义的理解，就会知道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流变当中的最巨之变，甚或最大的质变。如果说此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其实多是被动的或不平等的，那么，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开始与世界建立起基于理性自觉和平等交换的利益攸关的关系。不知是否有些夸张，改革开放在我看来是可以和秦的一统，辛亥革命结束帝制，与共和国的建立相联贯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向以传统的农业、工业为主体、为轴心，以绝对政治威权来管理社会。只有改革开放才建立了一个以经济建设、商品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经济社会，由此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基本价值观发生巨变，重新调整了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才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及大方向——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历史的社会基本结构、基本观念。所以我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千年之变，意味着中国的传统社会、传统观念、传统历史的当代转型。当时所谓全球化也就是以经济为纽带和标志，中国与世界发生了一种利益攸关的自觉维系。这个思路可以解释中国之所以要坚韧不拔地加入WTO，也可以解释如今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的利益跟中国的利益直接相关，且影响于世界利益的分配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转型的发展，传统中国一变而为现代商业经济社会，那么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改开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哪里？重新体会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就会意识到在传统中国之变为现代商业经济社会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的最巨之变就是搁置了“道路”和“主义”之类长期失之空洞的意识形态之争。空泛的理论之争无助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设实践，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说明了一贯的理论界线已经不能应对、阐明现实的实际问题，现实的发展已经需要突破既定的理论界限了。如果继续争论意识形态问题，势必延滞、阻碍改开实践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最巨之变。由此观察社会生态、日常生活、人民福祉诉求等所发生的全面变化，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

那么，回看文学体制机制、生态格局及价值观的改革与流变，“80后”文学现象的出现和崛起，代表的显然就是中国的作家代际之变，文学审美观之变，文学生产机制之变，总而言之是传统之变和文学史之变——“80后”文学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区别性特点。“80后”对于新时期文学40年，当代文学70年，都具有了一种特定的说明性和阐释性价值。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还只是说“80后”对文学史产生了明显的、客观的实际影响甚至冲击，是文学史的划时代标志性现象，至于在具体文学价值判断上，目前却还并不能急切地、简单地下断语。这一方面仍需要历史的观察、检验和判断，另一方面必须要结合网络语境才有可能获得评价的基本条件。

从前者即对“80后”文学流变的历史观察、检验和判断来说，可以发现其自身内部的分合、交替从一开始就以显著的方式存在着，比如韩寒和郭敬明的不同，张悦然与韩、郭的区别，尤其是张悦然在此后迄今的写作几乎已经新塑了自己作为“80后”第一代成名作家的形象，有人甚至将其视为回归文学传统的一个“80后”显例。而这并非孤例。与韩、郭、张基本同龄的双雪涛，则几乎迟了10年才成名，双的文学形象及观念表达又从一开始就与经典传统更相契合。从类似案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80后”文学不是一个可以整体性本质化规定的概念或群体，而是一个内部有着相对歧义、复杂的文学趣味和价值观的作家代际群体，这种歧义和复杂性的存在及程度，应该与其他代际作家群并无不同；“80后”与传统的关系，也不完全就是取舍、亲疏、远近或分离、回归的路径，而更多体现的是转型时代文化权利博弈的现状，其中经典传统的力量和新兴生产力的文学力量，无疑是最巨大和显著的两股力量——正因如此，一般看来这两股力量就像是敌对的力量，很多时候它们确实就是敌对关系，但历史地看，它们的关系实质应该是一种整体关系场域中的博弈方，共同构成了文学史演变的合力。我想说的是，不要急于下结论，这种博弈还在进行中，首先是“80后”文学仍在演变中，一切都还没有达到基本的完成度。而且，对“80后”的重塑及文学流变的博弈早已经是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了。

张悦然与双雪涛

宏观而论，网络技术、网络文学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走到一个可以完全评价的时代。我举一个例子或现象，说明为什么没有把握评价。2003、2004年，中国虚拟平台博客勃兴，大家都在博客上写东西。博客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作家，都有一个独立发表平台。现在到了自媒体时代、微信时代，发现互联网及其产品的技术形态一直在不断变化，隔三差五就出新花样，iPhone要出新，华为也要出新，互相竞争市场。而且新的技术产品对我们的文学表现形态如文体、格式、段落等都产生直接影响。内容表达或形式的改变必然作用于审美经验的形成进而导致审美观、审美标准的变化。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写作，如果仍用传统（纸媒）的批评眼光去看待，显然不能充分应对这种新的文学样态和文学生态了，一定要建立新的文学批评审美系统和价值系统。我们是否有理由先验地预设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文学存在呢？同时无视文学形式对于文学性质的改变？量变是否一定会导致质变？网络、纸媒或更早的绢帛、竹简、石头、青铜、甲骨时代的书写作品及文学会是同样的吗？极端点说，口传文学和书写文学是一样的吗？常识会告诉我们，文学的性质、价值观与其呈现方式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我们的文学经验、审美经验、文学价值观就是这样具体形成的——绝不是通过抽象的方式形成的。文学媒介决定和改变的是文学的形态和生态，进而言之，媒介的改变一定会影响到文学的审美经验活动，最终改变文学的基本观念和评价标准。从媒介角度来看，新媒介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市场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生活的重要方式，新媒介文学是当下最重要、最显著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现实。中庸一点说，当下及今后也是传统的纸媒文学与新兴互联网文学的博弈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对于中国文学文化今后发展的挑战性以及利益攸关性，应该是我们人文学者需要关心的重要话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很难交给科学家去主导。问题的产生是源于技术，但问题本身却是精神性的；技术发展带来了伦理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于是，精神如何超越或克服技术的蔽障，达成新的人性复归与和谐的形式及相应的生态，这就构成了真正的挑战[27]。最终引领人性进步升华并成为其标志的，一定仍是精神价值的实现程度。我们可否预期终将能在“80后”文学中看到这一切的实现？

我对“80后”的这种可能的乐观或期待，某种程度上倒是建立在一种无奈、沮丧甚至悲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为“80后”文学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对于“80后”的文学史评价问题，特别是将“80后”置入或结合网络文学范畴来讨论，目前仍是严峻的学术挑战[28]。不过我想首先强调的是，鉴于网络的开放性及其对于生产力的空前解放程度，网络文学或所谓网文的复杂性、规模化一定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前文已经质疑了有关文学本质的先验论，那么一般所谓的“网文垃圾论”在文学认识论、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简直就不值一驳。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是，网络语境使得包括“80后”文学在内的现象都更加复杂化和不确定了，“80后”文学在网络语境中的表现甚至很难将其视为一个代际写作现象或问题来讨论了——同代作家的不同程度已经分化严重到和年龄无关了。这才是我们文学研究面对“80后”时的窘况和困境。也可能因此才有观点提出应该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生产的“业态”、产业现象和问题来讨论与研究[29]。对眼下的文学专业研究来说，有关作家作品和现象的案例、包括“80后”文学批评，有关“80后”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新生态的生成及流变、包括文化生产研究等，都是亟需着手非常值得期待诞生实际研究成果的。另外，年龄代际的视野对于某些政治、社会、文化分类的作家身份或群体的研究，或也是一种可能的启发。

本文原刊于

《小说评论》2019年第二、三期连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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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同期发表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

[18]韩白之争主要在新浪博客等网络媒体上展开。针对白烨2006年2月24日贴出的一篇评论80后文学的博客文章《“80后”的现状与未来》（原刊《长城》2005年第6期），其中说“80后”“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韩寒于3月2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予以激烈反驳。白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韩寒的粗口看作“80后”一代的素质低下，并在3月4日博客上回应了韩寒《我的声明——回应韩寒》。当天韩寒即发表《有些人，话糙理不糙；有些人，话不糙人糙》；3月9日又连续发文抨击白烨，并将争论引到了个人道德方面。白烨不再回应，宣布将关闭自己的博客。3月10日，白烨在博客上贴出《白烨关闭博客告别辞》；次日，白烨博客作了“最后回应”。韩白之争过程中，双方各有支持者，相较而言，韩迷、韩粉的网络势力更显强大。而针对白烨的支持者，韩寒于3月14日、15日连发两文《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文学群殴学术造假大结局，主要代表讲话》，予以回击。3月16日，韩寒再发《看韩寒如何反驳韩寒》，再次反击。新华网当日（3月16日）消息《一篇评论引发网上口水战名人博客关闭》。其间其后韩寒与陆川、高晓松等的互怼则是这场论战的支流和余波了。

[19]《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附录一问卷说明”开宗明义：“这一代或一批作家出现的事实已不容争辩。”接下各段申述：“在有关他们的描绘和议论中存在着通常的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同时，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鉴于以上理由我提出这份问卷。我的问题是针对性的，针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象征符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明确一代作家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

[20]《人民文学》总第600期即2009年第8期。奇妙的是，当年正是《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的10周年，也是《人民文学》创刊的60周年。

[21]按我的解释，国家文学主要是指受到国家权力直接或全面支配并为之自觉或具体服务的文学。鉴于国家文学所指内涵及外延的复杂性，应该说明这首先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非价值判断。参阅《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向着无穷之远》（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文学批评的向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吴俊文学评论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中的相关文章。

[22]2007年9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新增的439名新会员名单，其中包括10位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作家（“80后”作家），10位“80后”作家是张悦然、郭敬明、蒋峰、胡坚、李傻傻、王虹虹、蒋盟、阿娜尔古丽、赵靓、李姗。对于郭敬明的获准入会，一度形成争议舆情。

[23]参阅拙作《文学史的视角：新媒介·亚文化·80后——兼以《萌芽》新概念作文的个案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最近10年来，有关80后文学及与亚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有了明显进展，证明之一是相关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增多，另即研究论文发表增多，例如，郭艳的《代际与断裂——亚文化视域中的“80后”青春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江冰的《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学术研究》2013 年第 9 期）等。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对此也有更广视域的关注。

[24]参见李音：《文学与现实、乌托邦、异托邦：论中国当下小说的一种后现代状况》（《文艺报》2018年11月23日）。新媒体时代的“现实”已经不再完全是纸媒时代的现实了——虚拟时空也是一种现实，也是真实的。传统的、古老的、唯物主义的现实观需要经历新媒体文明的观念洗礼和更新。虽然这在当今应该不再难以理解，但仍需要专门阐述。

[25]例如，从2002年8月中旬《人民文学》发起并主持在河南许昌举行“首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次年第2届起《南方文坛》参与共同主办）开始,李敬泽、张燕玲、李洱、谢有顺等作家、批评家，就在最初的几次论坛发言中对文坛现状提出了相关看法。在我记忆里，李敬泽是最早对文学批评的“空转”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并引发了论坛与会者的讨论。该论坛每年一届，我连续参加了最初的五届。

[26]参阅拙作《世纪末的千年之变》，原载《作家杂志》2000年第3期，该文谈及20-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及对文学的影响。

[27]2018年11月26日曝光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科研团队已经成功实现基因编辑“制造”新人的案例，是以极端方式证明的技术对于人伦底线的挑战或颠覆。也可以说技术对于人类生活及发展的危险也在此例中明确无疑。

[28]李其纲《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中收录的两篇拙作，与本文主旨很切近，请参阅其中《“新概念”作文评阅印象》、《“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文学史地位》（网上查阅拙文题为《新文学史的萌芽——写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之际》）。据我审看两文内容，恐怕是同一篇文章被拆成了两篇，但也不细考了。按照李著的排列，我在前文提到：“我认为从这些作品中也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若干年后的中国文学写作肯定不会再是当今主流文学的模样。这一点其实已在迅速崛起的‘80后’写作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概念’作文竞赛传递出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学今后的征兆。”后文则对新概念作文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有更直接、明确和肯定的评价，并提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萌芽》系作家”、亚文化\亚文学概念的可能性等。以此见出我对本文主题和相关问题的关心持续时间。

[29]相关的参考文献、学术活动及研究并不少见，以个人近年所见、与闻例举，可参见《文艺论坛》2018年第1期“网络文学研究”专栏文章；2018年11月下旬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的主题为“新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首届“西湖论坛”，论坛汇集的论文集颇多参考价值；还有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及其团队的长期研究成果，需要特别推荐关注，包括邵燕君主编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三联书店，2018年）等。